经济学硕士，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长期从事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在计划和投资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中长期发展政策等领域，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见解。多次参加中共中央全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规(计)划的起草工作。2009年4月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中国平稳较快的增长速度或者8%左右的增长速度至少可以保持到2030年，在2030年之前如果我们的速度掉下来了，不是别的原因，是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不是我们没有潜力了，经济增长有潜力，是我们的政策出问题了，政策出问题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出问题了，没有把政策理顺，没有把增长的潜力释放出来。日本人、韩国人和台湾省已经做到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如果我们做不到还叫共产党吗？还叫社会主义吗？我们应当比日本人、韩国人、比台湾的同胞干得更好，应该有这个志气。
当前的问题集中到改革上，我认为至少要抓五项改革：第一个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释放需求的潜力；第二个改革要强化创新的激励机制，来激发中国人创新的活力；第三项改革就是通过改革金融体制激发或者释放资本的潜力；第四项改革，通过改革城乡管理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制度来释放劳动力的潜力；最后一项改革，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释放土地的潜力。如果我们在改革上有实质性的突破，特别是“十二五”时期，那么中国的五大潜力释放出来足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二十年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如果不改革那就完了，速度就会越来越往下滑，那么正好落入中国收入的陷阱。所以我们要改革，要增强改革意识。

——摘自会议发言